汤姆·霍珀执导的2012年电影《悲惨世界》，将音乐剧与维克多·雨果笔下的故事带入近距离观看。休·杰克曼饰演冉阿让，从囚犯身份出发，尝试重新建立生活；罗素·克劳饰演的沙威持续追踪他；安妮·海瑟薇饰演芳汀，她对女儿珂赛特的牵挂推动了几个人命运的相遇。影片跨过不同阶段和社会环境，妆发需要帮助观众迅速看见生活怎样改变一个人，也需要让演员在歌唱时保留清楚的表情。面孔因而既承载时间，也承载每一次呼吸、停顿与无法继续隐藏的情绪。
丽莎·韦斯特科特与朱莉·达特内尔是影片妆发的重要主创。制作特辑中，韦斯特科特谈到如何把熟悉的明星外表带入人物处境，目标不是简单取消美感，而是给脸部留下明确的生活状态。作为造型分析，冉阿让早期的头发、胡须与眼部需要形成同一套信息，不能让某一个部位像刚从现代生活中进入片场。人物后来改变身份，外表也会被重新整理，但观众仍需要认出同一个人。造型因此在辨识与变化之间持续寻找分寸，既不能始终保持原样，也不能让每个阶段像完全不同的角色。
韦斯特科特在制作采访中介绍，杰克曼的早期造型包含加长的胡须，头发则呈现仿佛被粗略剪过的效果，另以隐形眼镜和牙具调整眼睛与口部观感。就成片阅读，长胡须不只增加了脏乱程度，它还改变面孔的重心：嘴部被部分遮住，观众更容易先看到眼睛和眉间。演员抬头、咬紧牙关或低声唱出一句话时，身体的受困感因此能够与脸部联系起来。几个细节没有各自炫耀技术，而是共同把人物放进一段需要忍耐、又难以完全屈服的生活。
冉阿让后来的外形变化，可以与早期造型对照着看。作为画面观察，头发与面部轮廓的整理、衣领对颈部的包围，以及脸部亮暗的变化，会使一个人显得拥有更清楚的社会位置。但故事没有让过去完全消失：杰克曼的凝视和紧张时的嘴部动作，仍然把人物带回那个需要随时回应身份危机的人。妆发在这里并不是每跨过几年就增加一层皱纹，而是帮助演员转换他在公众面前出现的方式。观众因而既能读出时间推进，也能理解记忆为什么仍然具有压力。
芳汀的头发变化则以更直接的方式进入了拍摄。主创在制作特辑与公开问答中说明，海瑟薇坚持真正剪去自己的头发；牙齿外观主要通过绘色改变，而非采用其他演员所用的牙齿覆盖部件。这个选择与人物故事相遇时，头部轮廓突然失去原来的保护，面孔便更无遮掩地面对镜头。作为近景分析，短发让眼睛、额头与下颌之间的关系变得鲜明，歌唱中的抬眼和低头都更容易被看见。妆效并不替代演员的情绪，却改变了观众接收这些情绪的距离。
韦斯特科特还谈到芳汀后期妆面需要粗糙、晕染，像已经留在脸上很久。就画面阅读，这种表面与海瑟薇的细微表情形成重要关系：眼周、嘴唇与皮肤的不均匀，使人物显得正在努力维持某种外表，而不是为一个特写完成了精确的新妆。摄影机靠近之后，观众可以看到歌声之外的疲惫，但人物不应因此被简化成一组病弱符号。她仍然有回忆、判断和对女儿的牵挂。妆发越能够进入这些具体情绪，外在变化就越像一个人的经历，而非独立展示的悲惨程度。
德纳第夫妇提供了与冉阿让、芳汀不同的造型节奏。制作特辑提到，萨莎·拜伦·科恩饰演的旅店老板有金牙细节，海伦娜·伯翰·卡特的金色假发则经过色调处理。作为人物分析，牙齿的亮点、头发的体积与夸张整理方式，把自我炫耀和生活的狼狈放在一起，观众在笑声中仍然能感到他们的粗鄙与算计。电影需要这种差异：并非每个人的外表都以同样程度表现疲惫，也并非所有角色都追求自然到毫无特点。妆发的力度由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决定。
《悲惨世界》的妆发，可以从时间、社会位置与歌唱表情三个层次一起理解。胡须与牙具改变人物进入画面的第一印象，剪发和肤色让经历留下痕迹，而演员把这些外形带进持续的声音与动作。重看时，可比较冉阿让不同阶段的正面和侧面，也可观察芳汀在头发变化前后，眼神怎样更直接地占据画面。造型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是观众不再只想着明星变成了什么样，而能在同一张脸上看到尊严、疲惫、希望与恐惧同时发生，并且理解这些人为什么仍然要继续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