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环形使者》由莱恩·约翰逊编剧并执导，故事把一名杀手推到无法回避的问题前：如果未来的自己成为今天的目标，该不该开枪？约瑟夫·高登-莱维特饰演青年乔，替未来的犯罪组织处理被送回过去的人，直到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年长乔出现在他面前。两人逃亡、谈判并互相追逐，时间旅行不再只是机器带来的奇观，而成为两张脸之间的冲突。角色必须让人相信是同一个人，又必须显出几十年人生带来的分歧。
这个设定让化妆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不是把一位演员画老，也不是让年轻人完整复制明星，而是在不同的面部比例之间建立联系。辻一弘负责这一转换，他在同期专访中介绍，最初面对两人的外形差异曾感到困难，最终通过鼻、唇等处的假体与眉部调整，逐步接近目标。成片中的青年乔仍然保留高登-莱维特的活动能力，面部重心却发生变化，正面注视时更显坚硬，侧面则能看到鼻口关系向另一位演员靠拢的尝试。
约翰逊也在采访中说明，他们不能因为想拉近相似度而把改造推得过远，而是和辻一弘一起调到合适的程度，直到看见化妆与表演结合才真正放心。这种尺度决定了影片的观看方式：观众会意识到青年乔有一张经过设计的脸，却仍能读到他的傲慢、警觉和急于辩解。浓密而整齐的眉部、向后梳理的头发和收紧的嘴部互相配合，让他像是在努力维持一个成熟老练的形象，眼神中的冲动又不断泄露真实年龄。
鼻和嘴位于交流时最难忽视的位置。辻一弘谈到，假体需要在连续拍摄中保持自然，同时让演员自由活动，出汗和频繁运动的嘴唇都使衔接成为挑战。电影把这种考验放进近景：青年乔喝水、说话、喘息，面部不能只在静止时成立。鼻翼附近的阴影与唇线的形状改变了表情的阅读路径，但情绪仍然从眼睛传到嘴角。外形上的相似于是不会自动等于人格相同，青年乔每一次急躁的回答，都在抵抗对面那张更年长的脸。
高登-莱维特的模仿也没有停留在外貌。他在专访中说，威利斯拥有很强的银幕存在感，实际说话却可以很轻，因此自己也尝试把这种特点带入表演。餐馆对坐的一段让两种节奏相遇：青年乔试图抢回谈话的主动权，年长乔则用较少的动作维持压力。摄影把面孔放在同样的日常空间里，桌面、杯子与窗边光线都没有替人物遮掩差异。相似的神情与并不相同的声音重量，让同一身份既成为事实，也成为持续的争执。对坐的构图没有把谁变成另一个人的附属，双方都拥有完整的反应时间。青年乔微微抬起下巴，年长乔以目光回应，相似的面部线条便像同一句话的两种重音，既能互认，也能互相否定。
影片还把年轻与衰老写在整个人物的外观中。青年乔的头发、夹克与敞篷车保持着对时髦和自由的向往，年长乔的光头、疲惫目光和较重的身体姿态，则像是另一段生活留下的结果。两个人的服装并没有完全脱离彼此的世界，因而转变显得可以追溯。蒙太奇越过岁月时，发际与面部逐渐变化，重要的不是每一刻都让观众计算年龄，而是让漫长的经历最终凝聚成面前这个执意改变过去的人。
艾米莉·布朗特饰演的萨拉与她的儿子西德，把乔的关注从自己的未来拉向他人的处境。农场场面里，萨拉的头发与衣着显得实用，脸上的疲惫和防备与城市杀手精心维持的外形构成距离。她手持武器时同样强硬，却以保护孩子为行动中心。青年乔进入这个空间后，近景的重点也逐渐改变：先前用来判断威胁的凝视，开始停留在母子之间。那张经过假体调整的脸因此不仅要像某个人，还要让观众看到一个人的选择正在变化。
《环形使者》的特效化妆并不以巨大变形吸引注意，它把少量可见的差别放进一部长时间依赖对话和追逐的电影。青年与年长乔的面孔既构成镜像，也拒绝彻底重合：同一个名字不能保证相同的判断，拥有未来记忆也不能使人天然正确。当角色终于需要面对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时，鼻形与眉形建立的身份通道已经完成了作用，接下来起决定意义的是眼前的情感。妆容帮助观众跨过演员不同的事实，表演则让两个年龄阶段都拥有真实的危险与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