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姆·德·怀尔德执导的2020年电影《爱玛》，改编自简·奥斯汀的小说。安雅·泰勒乔伊饰演富有而自信的爱玛·伍德豪斯，她热衷为别人安排婚事，却不断误读身边人的感情。故事发生在摄政时期的英国小镇，社交礼节、财富与身份都落实在人物如何出现、如何被观看的细节中。影片没有以夸张假体改造演员，妆发的戏剧性来自更小的变化：额前卷发是否整齐，脸颊是否泛红，帽子怎样框住面孔。这些轻巧的线索，同样能够塑造人物，并推动观众重新理解她的自信。
妆发设计师马雷斯·兰根在直接采访中介绍，设计以时期肖像和人物性格为依据，泰勒乔伊的童年照片帮助确定了较浅的金色发色，妆面则保持轻薄。这个取向为整部影片留下了清晰的观看中心：皮肤仍然像皮肤，发型却具有明确的秩序。作为造型分析，爱玛浅色头发与脸部附近的细卷形成一个精致边框，观众容易先看到她控制得当的外表，再注意目光里的判断与试探。角色的财富因而不必每次都由台词宣布，她有条件把自己整理成一幅被仔细安排的肖像。
导演在采访中明确谈到，爱玛的紧密卷发有自己的故事：人物的情绪渐渐失去控制，卷发也会变得蓬松、松散，或不再全部留在原来的位置。这个变化在成片里尤其适合与表演一起观察。整齐的卷发让转头、抬下巴和安静的微笑显得很有把握；当她发现事情并不如自己所想，脸部的犹疑便与稍乱的发丝发生呼应。发型没有突然宣布人物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在相同轮廓内部逐步松动，让观众感到那套看似无懈可击的自我安排正在接受现实的考验。
爱玛与哈丽特同框时，妆发又参与了关系的建立。米娅·高斯饰演的哈丽特常带着更直接的惊喜和不安，爱玛则习惯观察、指导甚至替她做决定。从画面阅读，帽檐、卷发和面部露出的范围，会把两个角色放进不同的视觉节奏：有人像已经准备好接受注视，有人仍在寻找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她们坐在一起并不只是两套漂亮的年代造型，眼睛朝向、头部角度与面部周边的线条，会不断提醒观众，这段友谊里面既有亲近，也有不对等的影响力。
影片明亮而饱满的颜色，使肤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格外可见。导演介绍，美术、服装和妆发团队共同讨论色彩，让人物可以融入房间，也可以与房间发生冲突。作为镜头分析，浅粉、奶油色和绿色背景很容易把脸部衬得柔和，而深色服装与较暗空间又会突出眼睛和嘴部。相同的妆面在不同环境里因此呈现不同重量。爱玛在熟悉的家中像处于自己安排好的舞台，进入复杂的社交场景后，面孔便要回应更多目光，原本轻巧的微笑也可能显出紧张与防御。
舞会段落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进入身体动作。发型的体积、颈部露出的长度以及衣领边缘，共同决定观众怎样观看人物靠近、转身与停顿。这里的妆发不只是静止照片里的精致，它必须跟随跳舞时的距离变化：远景保留人物辨识度，近景又让眼神和呼吸能够被看见。当爱玛与奈特利相对而立，脸部周围的细节不必发生巨大改变，关系的改变已能重新赋予同一张脸意义。观众先前读成自信的神情，此刻可能同时包含期待、慌张以及尚未说出口的感情。
影片也给次要角色留下了鲜明的发型语言。导演指出，埃尔顿太太看起来格外雕塑化的发式，确实参考了那个时期的时装图像。就观看效果而言，发型的高度与过分明确的形状，把人物的自我展示带进了喜剧节奏。但电影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变成同一种夸张装饰：奈特利的鬓角、伍德豪斯先生的头部轮廓，以及年轻人的不同整理方式，构成了一张能够迅速辨认的社交地图。它们既把人物放回历史，也让每次进门、落座或交换目光都有各自的性格。
《爱玛》的妆发值得关注，正因为它把变化安放在看似稳定的美丽里面。观众可以追踪同一束卷发从规整到松动，也可以比较同一张脸在朋友、家人和爱人面前的不同反应。这里没有必要把轻薄妆面解释成没有设计：能够让观众忘记具体产品，却仍然读到阶层、虚荣、羞愧和成长，本身就是角色化妆的成果。影片最终让那幅精致肖像变得可以呼吸，爱玛仍然有自己的美感与自尊，却开始意识到身边的人不是等待她安排的图案，而是拥有各自感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