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理发师陶德》由蒂姆·伯顿执导，将斯蒂芬·桑德海姆的音乐剧搬上银幕。约翰尼·德普饰演的理发师遭到不公对待，回到伦敦后以陶德之名重开店铺，并与海伦娜·伯翰·卡特饰演的洛薇特太太结成危险同盟。故事里的歌声并没有驱散恐怖，而是让复仇、欲望与日常劳动贴得更近。影片的化妆也沿着这种关系展开：人物保留可辨认的人类面貌，却仿佛长期生活在没有阳光的城市里，连皮肤与头发都被同一种阴郁情绪浸透。
陶德第一次站进人群，苍白的脸和向外散开的黑发就让他显得与街道疏离。前额的一束白色尤其醒目，像把人物的精神裂缝延伸到了轮廓之外。从画面观察，白发不是单独的装饰，它与脸部的明暗、衣领的线条一起，把观众的视线引向眼睛。德普经常压低下巴，让目光从浓重的眼部阴影中抬起；同一张脸既可能呈现疲惫，也可能突然变成威胁。这种变化主要依靠五官运动和镜头角度，不需要每次都增加一个显眼的新效果。
《Make-Up Artist》在当年的制作采访中列出了彼得·欧文的化妆设计、维·尼尔负责德普妆面，以及伊凡娜·普里莫拉茨的主要化妆与发型工作。报道也说明，陶德最终没有采用早期测试的鼻部和眉部假体，额前白发则使用了局部发片。这样的选择让角色拥有鲜明的图形特征，同时保留演员原有的表情结构。看陶德唱歌时嘴角与眉眼的运动，便能理解设计为何需要给表演留下空间：观众必须看见一个人如何把悲伤逐渐转换成执念。
洛薇特太太的造型与陶德互相呼应，却不能简单归为相同的苍白脸谱。她的头发更加蓬乱，面部神情也更活跃，算计、讨好和幻想会在一次对话里迅速切换。欧文在采访中谈到让两位主角在外观上形成一对的设计方向。银幕上的效果是，他们站在一起时像属于同一幅画，但动作节奏始终不同：陶德常把身体收紧，洛薇特则试图靠近、解释和推动。肤色与毛发建立共同气氛，演员的身体语言又把二人的心理距离重新拉开。
影片并非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灰暗强度。洛薇特憧憬另一种生活的段落，把人物放进更明亮、更整齐的视觉环境；现实中的窘迫因此变得格外清楚。若把这些画面与狭窄店铺里的双人镜头并看，妆发的意义就不止是标记贫穷或疲倦。同样的脸，在不同服装、光线和背景之下，会显出完全不同的生活可能。这是对成片的画面分析：角色造型不需要脱离叙事单独展示，它可以借一次空间转换，把人物自己相信的未来与观众看到的处境同时摆出来。
艾伦·里克曼饰演的特平法官，则以更收束的外观和缓慢的姿态进入这个世界。与陶德向外发散的头发相比，法官的轮廓显得稳定，衣装也强化了身份秩序。在理发店的近景中，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压缩到一把椅子周围。观众会注意脸、颈部、手和器具的距离，而化妆必须与这些真实可见的身体部位保持协调。这里的紧张感来自人物之间的权力翻转，不宜把所有视觉冲击都解释成某一种假体材料或单一部门的功劳。
《Fangoria》的同期采访中，伯顿把音乐、老式恐怖电影和默片式表达联系起来；尼尔·斯坎兰则参与影片的特殊化妆效果工作。这个创作语境帮助我们理解，片中的夸张并不只是追求逼真程度。脸部的阴影可以像舞台上清楚可读的记号，镜头又能靠近到看见人物的迟疑；恐怖效果与歌曲并置，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节奏。讨论这些场面时，更值得留意效果在何处进入叙事、演员怎样接住它，而不是把血腥瞬间从前后的情绪关系里抽离出来。
《理发师陶德》的角色化妆留下印象，首先因为它参与了整部电影的造型逻辑。主角的白色发束、洛薇特太太的凌乱轮廓、法官的克制外观，与街道、阁楼、服装和声音互相牵引。作品也提供了一个清楚的观看角度：特效化妆未必以大面积改变演员五官为中心，局部发片、肤色层次和眼部关系同样能建立强烈角色，也能让近景中的情绪层次清楚可读。最后留在观众记忆里的，是这些细节怎样随着歌声和表情移动，让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逐渐失去温度，也让人物仍然保有悲剧中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