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朱迪》由鲁伯特·古尔德执导，聚焦朱迪·加兰在1968年冬天来到伦敦演出的经历。舞台上，她仍然拥有调动观众情绪的力量；回到后台与酒店，疲惫、家庭牵挂和不稳定的生活又紧紧跟随。蕾妮·齐薇格饰演的并非一张始终明亮的明星肖像，而是需要在演唱、交谈、沉默之间不断变化的人物。影片的化妆因此面对一个细致的任务：让观众辨认出加兰，又让演员的面部肌肉、眼神和嘴部动作继续讲述当下的情绪。
化妆与发型设计师杰里米·伍德黑德在一手访谈中说明，团队测试过更多面部假体，但最终保留的贴附假体主要集中在鼻尖，另以牙齿部件和棕色隐形眼镜调整口部与眼睛的观感。这样的取舍很有启发性：人物相似并不一定依靠覆盖面积，而可能来自少数关键比例。鼻尖轻微上转后，侧面的鼻唇关系随之改变；口部的形状又会影响笑容与说话时的面部轮廓。它们与演员自身的脸结合，逐步形成一个能够持续活动的银幕人物。
发型则提供了比单处假体更迅速的身份提示。影片使用由Natascha Ladek制作、再经伍德黑德染色与修剪的黑色假发，短发的体积与边缘为脸部建立清楚框架。作为画面观察，这个轮廓在舞台强光下并不显得过分规整，发丝方向仍保留了被人物整理过的痕迹。它可以与华丽服装一起显得像明星，也可以在人物坐下、低头时暴露疲惫。假发的有效之处，不只是颜色接近参考对象，而是能够进入角色的不同生活状态。
伍德黑德强调，过多假体可能遮住齐薇格非常细微的表演，因此团队需要不断衡量改变外形所获得的好处。成片中的面部纹理，大量依靠色彩和明暗处理，而非把年龄全部雕刻成深沟。就镜头阅读而言，眼下、鼻唇附近与额头的变化，让观众感到她经历了生活，却不必把每一条线都看成老化标记。人物有时在灯下显得容光焕发，转入稍暗的空间又会显出倦意，这种可变化性比固定的衰老面具更贴近影片需要。例如人物抬眼后再露出笑容，眼周的暗部与嘴角的变化仍然能够分开阅读。观众看到的是情绪先后发生，而不是整张脸同时牵动一套明显的外加结构。这些细小层次，也让舞台上的自信与后台的不安可以落在同一个角色身上。
舞台妆的华丽，也并不意味着每一处都必须完美。设计师谈到，希望妆面看起来像人物自己完成的，有时带着不够整齐的眼线与整理痕迹。作为造型分析，口红、睫毛和深色眼部结构，会在远处给出观众熟悉的演出形象；镜头靠近之后，细小不匀又把人带回真实的后台。两种距离之间没有完全切断，正好契合电影中公众形象与私人处境的交替。妆容越像一套人物努力维持的装束，就越能显出她在坚持什么。
泪痕是其中一个容易被表演掩盖的制作细节。《Vanity Fair》的主创采访记载，部分睫毛膏流痕由化妆绘制，以便在不同拍次保持连续。这个事实并不削弱镜头中的情绪，反而说明自然感也需要精确安排。作为观看方法，可以留意泪痕与眼睛、脸颊转折及灯光之间的关系：它既要像情绪留下的结果，也不能突然改变形状，令相邻镜头无法接续。演员负责当下的呼吸与停顿，化妆则帮助这些瞬间进入能够连贯观看的电影时间。
影片通过少年时期的片场与成年后的伦敦生活形成对照，周围人物的头发也承担时间信息。伍德黑德介绍，鲁弗斯·塞维尔饰演的西德使用局部光头处理，芬恩·维特洛克饰演的米奇则以假发恢复角色的较长发型。把这些人物放在同框中，观众可以感到不同年龄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距离，而不是每个人都服从同一种年代模板。朱迪的短黑发、舞台妆与周围更日常的发式相遇时，她既属于那个时代，又像仍然背负着更早时期的明星形象。
《朱迪》的角色化妆最终服务于一种靠近人物的观看。它没有让相似度成为表演之外的独立考题，而是把鼻部、口部、头发与细微肤色变化放进歌唱与生活的连续动作中。重看时，可以选择舞台、化妆台和私人对话三个场景，比较同一张脸在不同光线和情绪中的差别。观众感受到的既是一个被认出的名字，也是一个正在努力完成眼前演出的人。特效化妆在这里的价值，正是通过经过克制选择的改变，让公众记忆中的人物重新拥有可见的脆弱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