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弗雷斯执导的《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于二〇一七年上映，以维多利亚女王晚年的一段关系展开故事。印度青年阿卜杜勒来到英国参加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庆典，随后逐渐成为她的老师和亲近的交谈对象。朱迪·丹奇饰演的女王长期生活在礼仪、服侍和监视之中，阿里·法扎勒饰演的青年则带着另一种语言与生活经验进入宫廷。影片的造型任务由此十分明确：观众既要相信两个人来自具体年代，也要从他们被衣帽包围的脸上，看见好奇、疲惫、戒备和亲近这些细小的变化。
本片的化妆与发型工作由丹尼尔·菲利普斯、卢·谢泼德等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的主创访问记录了他们为十九世纪英国和印度人物建立造型的工作，也提到团队曾组织工作坊，帮助不熟悉该年代的化妆师处理大量群演。这样的制作事实提醒我们，年代感并不只集中在主演的特写里。一列侍从的鬓角、一组宾客的发髻和胡须，都会进入宫廷的整体节奏。若只有女王的形象成立，周围人物却带着过于当代的外观，镜头里的制度与生活便很难保持同一种时间感。
丹奇的女王首先以紧密、沉重的外轮廓出现：头部装饰、深色服装与较宽的身体形态相互衔接，脸部则留在这些层次的中心。服装设计师康索拉塔·博伊尔在官方访问中说明，服装团队为演员加入了身体填充，并特别考虑她移动时的舒适程度。这是服装塑形与人物妆容合作的部分，不能只归入脸部化妆。就画面而言，身体体积让一次起身、一次转头都显得有分量，而面部细微的反应仍能清楚传达出来，形成身份威严与个人情绪之间很有趣的距离。
近看女王的脸，真正承担叙事的并非一组需要观众数清的皱纹，而是眼周、嘴角与头部姿态共同形成的表情。白色头饰为肤色提供了清楚的边界，深色衣领又把注意力向上引导，丹奇稍稍抬眼或收紧嘴角，便能改变整个镜头的气氛。从人物化妆的视觉效果看，这类造型需要允许演员的面部保持活跃：人物可以显得年长、困倦和固执，也必须能够突然露出孩子般的兴趣。年龄特征若压过了表情，女王就容易变成一幅供人辨认的历史画像，失去与对手交流的即时性。
阿卜杜勒的发型、胡须和头部轮廓提供了另一种清晰度。他的脸经常被胡须线条和头饰共同框定，眼睛因此成为交流的重点；当他面对宫廷中的怀疑与规训时，温和的表情也不会被大面积的装饰吞没。影片并没有让两位主角拥有相同的造型节奏。女王外观的稳定感强调长期形成的身份，青年的衣着与所处空间则随关系变化而产生新的位置。观察这些画面，胡须整洁程度、发际线与领口的衔接都比孤立的美观更重要，因为它们持续说明人物怎样在公共身份中安放自己。
博伊尔谈到服装设计时，将两人的世界概括为不同的明暗、拘谨程度和流动感。她还解释，阿卜杜勒与同行者最初穿着的宫廷制服混合了英国人对印度礼服的想象，后来才出现更符合其自身传统的衣装。妆发在这样的服装旁边必须维持人物的可辨识性。鲜明的颜色与繁复的面料会争夺注意力，而一张稳定、清楚的脸能让观众继续追随人物。这里的视觉张力来自多个部门共同组织的关系：服装说明他被如何展示，发型与表情则让他保留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感。
宫廷群像同样值得留意。餐桌、走廊和正式集会把人物排成富有秩序的层次，侧脸、后脑和远景中的发型因而具有很高的出现频率。从画面分析看，群演妆发既要遵循年代，又需要避免每个人都像同一张模板。年龄差异、胡须形状以及发髻的位置，让同一种制度之下仍存在不同的人。主角走过这样的背景时，观众能够迅速识别他的面孔，却不会觉得其他人只是空白布景。工作坊与群体协作的意义，也可以在这些不以化妆为主题的镜头中被理解。
《维多利亚与阿卜杜勒》的造型趣味，在于它把历史人物的外观放回了人与人的距离之中。观众先看见女王身份所要求的完整轮廓，随后才逐渐注意到轮廓内部的孤独与活力；也先看见青年被宫廷赋予的位置，再通过他的眼神和举止认识他。妆发、服装与演员并行工作，才能让这种变化自然发生。对人物化妆而言，本片提供了一种耐看的银幕经验：年代特征可以非常清楚，技术痕迹却不必抢在感情之前；当一张脸能够可信地思考、倾听和回应，造型才真正成为了角色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