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格斯·兰斯莫斯执导的2023年《可怜的东西》，从一个奇异的家庭走向被重新想象的世界。艾玛·斯通饰演的成年女子贝拉，经由威廉·达福饰演的戈德温·巴克斯特博士重获生命，随后开始学习、旅行，并逐步建立自己的判断。影片拥有鲜明的布景、服装和摄影风格，妆发也在其中讲述人物的经历。巴克斯特的脸带着被改变过的痕迹，贝拉的外貌则随着认识世界的过程变化；两者相互映照，使观众可以从皮肤与头发进入这个充满实验性、好奇心和控制关系的故事。
巴克斯特的面部假体由妆发与假体设计师Nadia Stacey和假体设计师Mark Coulier、监督Josh Weston共同发展。Stacey在直接采访中介绍，他们经过概念设计、雕塑和演员测试，寻找适合这个新人物的形象。角色父亲曾在他身上进行实验的剧情，被转化为脸上有组织的痕迹。以画面观察，面部的连接和不对称让观众感到一个漫长的身体历史，但眼睛、声音与达福温和而古怪的反应，又持续提供人物情绪。外形与性格之间的距离，构成了这个角色的重要吸引力。
这张脸的制作需要兼顾冲击力与可读的表演。Stacey向Wallpaper介绍，他们反复调整设计，希望观众能够在惊讶之后继续感受人物。成片里的轮廓、隆起和连接线具有强烈存在感，而达福仍能通过眼周、嘴角和细小动作表达关注、迟疑与控制欲。从工艺关系看，假体承担的体积越显著，表情运动与相邻区域的过渡就越重要；镜头中的可信感也由接缝以外的肤色和受光共同维持。角色于是拥有明确的幻想特征，同时仍能让一段安静的对话成立。
贝拉的设计则从相对克制的面部开始。Stacey谈到，人物早期缺乏关于社会妆饰的经验，因此常规的装饰性化妆被压到很低，重点放在适合摄影的自然状态与鲜明眉形上。这样的选择把斯通的眼神和直接反应留在前景，让观众注意她正在怎样感受事物。与博士复杂的面部结构相邻时，贝拉的脸显得开阔而充满可能。从观看角度看，两种造型代表着不同的时间经验：一个身体已经积累许多外界施加的改变，另一个人物则正开始为自己的经验寻找语言。
头发承担了贝拉更显眼的变化。Stacey解释，长度会随着人物经过不同地点而增长，披散的形态又使她与周围遵循时代礼仪的女性形成区别。影片没有把头发只当作固定的角色标志，而让它不断进入动作：转身、行走、坐下或舞动时，长发会延伸身体的线条，增加画面中的运动。以角色分析而言，这种生长让内在学习获得了可见的伴随物。它也保留着人物没有完全顺从环境的状态，在夸张袖子、裙摆与陌生城市之间，帮助贝拉始终拥有清楚的轮廓。
贝拉逐渐接触社会妆饰后，面部颜色也开始进入她的生活。Stacey在介绍巴黎阶段的设计时，谈到妆面色彩与整部电影采用的身体、解剖图像参考有关。颜色在这里既与环境相连，也说明人物开始理解展示自身的方式。从成片观察，是否选择装饰、如何改变装饰，与贝拉不断学习规则又重新评价规则的过程相呼应。妆发与服装的联系因此具有叙事意义：一套造型可以说明她置身何处，也可以让观众察觉她对这一环境是否仍然好奇、接受或开始保持距离。
其他人物的妆发也沿着生活状态变化。马克·鲁法洛饰演的邓肯，初次出现时衣着与头发较为讲究，随着失去对关系的掌控，外貌逐渐变得松散；拉米·尤素夫饰演的麦克斯，则呈现了另一种趋向整齐的变化。Stacey在访谈中说明过这两条相反的设计线。这样的安排让群像共享同一种叙事方法：身份与情绪会留在外观上。观看时把头发、胡须、姿态和衣服一起比较，就能看到它们如何用细微差别补充对白，让人物的变化在故事中持续存在。
《可怜的东西》的妆效由两种看似不同的力量组成：博士面部的复杂塑形，和贝拉面部、眉形及长发的克制安排。它们都以人物经历为中心，又与这个幻想世界的颜色、比例和摄影距离保持联系。回看影片，可以从一张脸的局部走向身体运动，再观察造型怎样随地点和关系变化。特效化妆的价值在这些联系中逐渐显现：强烈的外形能够承载细腻表演，日常妆发也能记录不断成长的意识，使观众在被奇异世界吸引的同时，持续看见人物正在成为怎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