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电影《飞黄腾达》由阿里·阿巴西执导，以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纽约为背景，围绕年轻的唐纳德·特朗普与律师罗伊·科恩之间的关系展开。塞巴斯蒂安·斯坦、杰瑞米·斯特朗和玛丽亚·巴卡洛娃，分别承担了片中几张最具辨识度的面孔。对于造型爱好者，这部电影的观看重点可以放在银幕人物如何被建立：头发、肤色、牙齿的观感与身体姿态，怎样让观众辨认角色，又继续看见演员的表情。这里讨论的是电影中的造型与叙事，而非把剧情画面视为现实事件的影像记录。
这套外观来自多个岗位的协作。制作名单列明，科林·彭曼担任化妆部门负责人，米歇尔·科特负责发型设计与部门统筹，肖恩·桑索姆承担特殊化妆效果部门及共同设计工作。布兰迪·布莱特在温哥华电影学院的采访中，也确认自己曾为斯坦进行本片的假体应用。看似自然的一张脸，实际需要角色设计、假体制作、佩戴、肤色衔接及头发造型共同完成。这种分工在本片尤其重要，因为每一处改变都要与人物原有面孔相连，不能各自成为引人分心的局部。
阿巴西在官方制作资料中谈到，团队进行了多种假体尝试，希望在相似与戏剧表演之间找到合适位置：过分追逐某些醒目特征，容易把人物带向模仿秀；保留得太少，又会失去角色识别。这个尺度可以从斯坦的近景里观察。头发给出了很快的身份提示，面部变化则相对连续地融入颈部与服装。观众不必先停下来检查鼻子、下巴是否逐项一致，便能进入人物对话。造型的成立方式，是把辨认所需的信息放进一个仍然能够活动的整体。
斯坦的角色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身体状态。就画面分析而言，年轻时较轻的整理感，与后面更明确的发型和轮廓，形成了人物位置变化的外部线索。类似变化并不一定需要靠一道特别深的皱纹来宣布，面部体积与头发形状之间的比例，往往已经能产生年龄和状态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近景里仍然能读到他嘴角、眼部和下颌的细小动作。角色化妆不是把演员固定成一张熟悉照片，而要让这些动态继续承担情绪。
斯特朗饰演的科恩，则以另一种面部关系与之对照。偏冷的肤色、额头的光泽和紧凑的眼神，使他与斯坦的形象在同框时迅速区分。导演在制作资料中提到，旧照片里并不完美的皮肤与面容，正是建立年代观感的重要参考。作为造型阅读，这些细节让人物摆脱了宣传肖像式的整齐：光亮的额头不必被全部消除，脸色也不必被修成均匀健康。人物是否可信，有时取决于造型愿不愿意留下不那么悦目的部分。
巴卡洛娃饰演的伊万娜，把年代感带向发型体积、妆色与服装之间的组合关系。她在人物群像中的视觉存在很鲜明，却没有完全脱离影片整体的粗粝质感。阿巴西谈到，资料照片中甚至可以看到粉底与颈部肤色的分界，这类当时普通的细节不必被今天的精致标准抹平。由此再看银幕上的妆面，判断依据也应随之改变：一个角色未必需要拥有当代广告般的底妆，人物怎样打理自己、所处时代如何理解体面，本身就是造型可以传达的信息。
妆效还必须与声音和身体一起发挥作用。斯坦在采访中说，自己反复聆听年轻时期的录音资料，研究说话方式。把这一准备与成片放在一起看，脸部相似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一句话的停顿、视线方向和嘴部动作，会改变观众对同一套假体的感受。电影的对话场景常把两人放在较近距离内，这也使轮廓、皮肤质地和表演节奏都受到检验。只有外形与动作保持一致，观众才会持续接受眼前的人物，而不是不断回想演员原本的样子。
《飞黄腾达》的造型价值，在于展示人物相似度可以怎样进入一部剧情片。它需要明确的识别点，也需要为演员留下变化与不确定性；既要让年代被看见，又不能让发型和假体变成与剧情无关的展品。重看时可以挑选相近景别，把斯坦、斯特朗和巴卡洛娃的头脸轮廓、皮肤反光与服装领口一起观察，体会同一时代中不同人物如何被区分。特效化妆在这里并不依靠怪物般的巨大转化，而是通过经过选择的细节，让熟悉的名字获得具体的银幕身体。